1995年，因为被邀请做评委，认识了华盛顿维尔的美协执行主席路易斯，说起来也是神使鬼差，当年李新受画院之托，到西四义达里我家找我，最终成了我妻子。事后她说怪在从不认路，在北京城分不出东南西北的人，居然能凭一次印象摸到了我的家。这次，我也是一个从不开车远过二十英里，居然也邪了门地开了近五十英里见了她——我未来的妻子，命运吗？上帝的安排吗？同样的名字，同样女儿的名字，一年多前，只是一个玩笑般的错误，这次才是真正宿命吗？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美国中年人爱情故事的角色，电话“骚扰”一厢情愿，师生默契，镜中传情，异地相思，俄罗斯艺术的共同语言，失落的感伤，燃烧的目光，春天的果园，大胆的试探，坦白、离异、跨国的追寻，同居，像是一个果熟蒂落，顺理成章的故事，但又没有免去激荡、不安、心酸、困惑、勇气、叛逆、撕心、耻辱等等这些无可避免的磨难，我们有了一个新家庭，一个天赐的助然然成长的家庭，也是我第二个创作的春天，第一次是李新，第二次是露易丝，因为同样的，我又有了一双热爱欣赏的眼睛，从我的背后，望着我画画。

　　这年我的作品参加了“china to tos”的展览，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远征西南”我本人并没有去，似乎也不在意，这个写实主义的绘画的诺亚方舟，美国西南部，尤其像新墨西哥州，没有激发起我开拓的勇气，我太需要喘息一下，过一段平静的生活，这次不但因为女儿还有了露易丝。

　　1996年，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露易丝是一个善良有热情的女人，她的炽热的爱情，勤劳能干的精力，使我孤军作战“戎马生活”照上一缕灿烂的阳光，她的朴质、孩子般的个性给然然带来了家庭生活里缺乏的轻松和全面的英语的氛围，然然高中最后关键的这二、三年，无疑地在露易丝的帮助下更长进了。

　　这一年，《艺术家》杂志7月号以封面和十面篇幅介绍了我的画，特别是透明画法的技巧，可以说是以一个美国本土画家的身份，在这本全国性杂志上专题介绍，尚属头一回，而且这期杂志，在我今后的绘画生活中，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

　　1997年，有一种说法提到：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女人，这无疑曾应验在李新，现在又应验在露易丝身上，她们以深爱和智慧，滋润着我的勇气，自信心和生活，创作的积极态度，有时真相信，她们就是天使，带来了光明和好运。

　　《国家地理》杂志，像是从天而降，直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他们画些中国的历史画，起因就是《艺术家》杂绘的那篇文章和我的画。一个小小的拨动，我的事业的大船开始转入一个全新的方向，虽然这个方向早就存在于我的梦想中，甚至从孩提时代，在此后十年里，我画了十来张大型的中国历史画，终于在几十年的摸索和尝试之后，借助于一个外力，实现了自我：我最喜爱、最能发挥特长、最容易与其他画家区别的自己的路，从门口看上似乎狭窄了，但实际上，在进入后，却是无限地宽阔。春天，我与露易丝回中国为商代题材收集素材，回来时，敢作敢为的露易丝，把妈妈带回了美国。

　　在我一生之中，几乎一直都在寻找母亲，五岁那年，“西城寻母”的故事，竟成了一辈子的缩影：妈妈是我挚爱，但又分多聚少，而思念妈妈，与妈妈相聚时光是最甜蜜，最温馨的时刻。而且是1997年，我竟实现了近三十年的一个梦，与妈妈住在一起，而且是在美国，而且和她的孙女，还有一个语言不同，但心儿相映的“洋儿媳”。我们去大瀑布，去华盛顿，去海滨，每天带母亲逛花圃、商店、party，五十岁生日，一百多人来同庆，妈妈看到我人缘这么好，心中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知道，即使在我最捣蛋的阶段，妈妈都没有丝毫怀疑过，我是一个好孩子。

　　这一年，我在阿拉巴玛州伯明翰的拉瑞达，古德温画廊有一个人展览“西藏见闻”，我又是懒得去，对市场一如既往地没有敏感，自信“酒香不怕巷子深”，亦或是仍相信纽约才能吸引我？7年前，大中央画廊倒闭，尚不知哪家合适。而且低调简单似乎更利于创作？也许，正是驾驭“自由”失当？就不得而知了。

　　1998年，这是错综复杂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年轮”里，留下许多刻痕，有的是欣喜，然然年幼丧母，与爸爸相依为命，勇闯异国，克服语言关，洁身自爱，专注用功，渡过了中学生活，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毕业典礼的大台上，以全校第二名的殊荣，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演说。并以可观的奖学金，进入了布朗大学。也有的是意外，这年我又与电影旧梦重温，参与胡小平的《西洋镜》的创作，这部电影后来获百花奖，我是所谓的色彩顾问，其实从剧本起，我就是“顾问”了，玩票而已，我只是十分庆幸地，因为这项参与，这年的春天，我有一个多月，与妈妈在北京渡过了我们母子一生离多聚少的珍贵的最后的一段欢乐母爱子亲的日子，就在这一年秋天，我永远的失去了她。

　　在我那一段以泪洗面的日子里，尝受到孤儿的心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才理解自己幼年起就开始的一个秘密，隐秘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妈妈为我而感到骄傲，因为她是一个从没有对我放弃信任、欣赏、爱抚的妈妈。她美丽、沉静、热爱、欣慰的目光总是无时无地追随了我一生，而我一生努力，追求回报的目标，就是与这目光相遇，在我失去了她之后，在我回首时再见不到她慈蔼的目光，何等茫然“浩瀚天地和所异，再无慈母一呼吸”。

　　这是1998年留给我的“年轮”上的一刀滴血的伤痕，以此相比，那些细小刻痕，例如：开始在纽约艺术学院教书，在佛拉彻的画廊展品，包括《奶站上的藏女》，全部卖光，都不显得重要，我在二十岁时失去父亲，五十一岁时失去了母亲，终于成了一个孤儿，我不再是谁人的孩子。悲哀使我留起了胡子，第二年，我入了美国国籍。

　　1999年，痛失慈母的震撼过去之后，引发的是悲怆的工作狂，我完成了三幅为国家地理所画的商代历史画，三幅巨作全被意外地收藏。同时创作了几幅重要的作品《春之祭》、《哈森河晨曦》、《工会公园》、《冲浪》、《藏族母女》等，在弗莱彻画廊展出，全部作品卖光，是母亲的在天之灵终于摆脱了身体的羁绊，来到儿子的在异国的生活，指点迷津，还是历来如此。悲愤出诗人。这一年不但作品频出，而且与瓦森哥布特尔出版社，签署了出书的合同：《绘画的阴阳》，我在十年磨一剑的耐力之下，这个特殊的理论角度，初起于贫困的无耐，潜心的思考，反反复复地试验，应用于自己的创作，注入教学的观察，终于确定了这一套对比色的系统的可靠性可行性，并以此扩延到一切对立统一的油画的主要因素之中，在露易丝的语言能力的协助下，终于开写了。也就在同一年，大动土木，改建房屋的工程启动了，艾轩和他的妻子到乌兹达克来看我们时，正是打地基的时候。

　　2000年，新房建成，当初携幼女偏居山林一隅的隐庐，开始改观。

　　《国家地理》杂志对我的作品甚为满意，又有了新的约稿——关于秦朝。我为收集素材回国，西安兵马俑博物馆为我特许进入挖掘第一线，与二千年前的湿土和强悍帝国的文化执手相望，心潮激荡。

　　回北京时，正值千禧之际，二十世纪油画大展开幕，《我们那时正年青》又被请出来，我作为一个不速之客，竟也被注意，北京日报记者跟踪作了报道。宴席不能缺，会后座谈，我谢绝了。似乎是隐居过久了，天下之事，大都不置可否，画之事最单纯最美妙最愉悦、理论、政治、市场、事项，懵懵懂懂，我大约真成了山里人，尚未适应国内那种轰动效应，时间苦短，不知如何与国内市场共舞。

　　再说，不在“体制”近20年，已不适应。

　　与国内那种轰动效应大相不同的。我和露易丝合写的“绘画中的阴阳”静悄悄地出版了，一万本书，转瞬就卖光了第二版立即开印。

　　而小小的轰动正是我们在10月份的个展“纸上作品”的开幕式上，搞了一个低调的签收售书，当时的电视台，应景地报道一下而已。

　　这一年，在我与露易丝“同居”了五年之后感情深化，事业上相助，家庭日日温馨，我从北京托玛莎在乌兹达克上的报纸，买下广告“露易丝，我爱你，能嫁给我吗？”郑重向她求婚，成了这个美国东部小镇的一件美谈。在我失去爱妻十年之后，在我曾认为没有人再能代替李新在我心中的神圣的位置，能补偿我女儿失母之痛的十年之后，终于又有了新的终身伴侣，和我的女儿有了一个可以相爱的继母。